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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總產量十一連增遭質疑 科技增產越來越難

[2015/1/4]

  國家統計局近期發布公告,2014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60709.9萬噸,比2013年增加516萬噸。我國糧食總產量實現“十一連增”。糧食再次增產,本是件好事。不過消息一出,就引發眾多質疑。今年旱情嚴重,糧食也能增產?甚至有學者指出,中國糧食生產數據存在造假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許準就是質疑者之一。就在前不久,他和合作者剛剛發表了一篇文章,質疑中國糧食“十連增”。對于如今的“十一連增”,他的態度亦是如此。許準提供的一個證據是我國不斷增加的糧食進口量。從2000年到2012年,中國谷物和大豆的進口從1600萬噸提高到了7200萬噸。他表示,進口量的攀升透露出中國糧食的生產難以跟上需求的增長,中國糧食的實際產量大大低于所公布的水平。那么,“十一連增”下,中國糧食增長究竟如何?未來,中國的糧食生產將何去何從?

  增與沒增之辯

  在許準看來,一個國家糧食的產量應該與其總使用量相差無幾。1981年至2007年的數據就是一個例證,許準對這些年的糧食總產量和總使用量進行了預估,兩者只相差1.3%,然而,自2008年以來,這一數據卻變化很大。

  在他的計算中,2008~2012年,糧食產量持續高于估計的糧食使用總量,二者間的差額逐漸從10.1%擴大到22.2%,而在他看來,問題并不出現在總使用量上。

  “‘十一連增’是歷史上少有的狀況,一般糧食生產都是有波動的,波動消失了是反常的。”許準的這一觀點得到了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蔣高明的響應。

  蔣高明說,農業的特點是四年之內“一豐一欠兩平”,近些年耕地在減少,農民種糧積極性也不高,撂荒行為普遍,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讓人不禁懷疑數據背后的真實性。

  不過,在其他專家看來,許準等人的推論并不能立得住腳。

  對于進口的增加,河南省農科院研究員尹海慶說,進口增加更大程度上是價格因素決定的。去年中國進口大米224萬噸,沖擊國內大米市場,就是因為價格便宜。

  此外,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指出,作物替代,比如說用單產高的水稻、玉米替代大豆種植,也可以促進產量的提升,而近些年科技的投入,更是增糧的利器。

  山東農業大學副校長王振林教授表示,科技促增的潛力依然很大。以山東省為例,今年在小麥高產科技攻關田里,山東創全國冬小麥高產畝產817公斤紀錄。而目前,小麥生產普遍畝產僅為400公斤左右。

  科技增產愈發困難

  在業界看來,探究“十一連增”,本質問題不是爭執增與沒增,而要看到糧食增幅在減緩。

  2011年起,糧食的增產幅度分別為4.5%、3.2%、2.1%、0.9%。與前些年靠增加種糧面積的手段相比,中國農科院研究員張衛建表示,近幾年,科技增糧助單產的壓力在不斷增大。“這就像跳高,矮的時候容易跳過去,高的時候就會越來越難。”王振林說。

  品種選育困難則是突出的表現。糧食增產四成源于品種,這是業界的共識。然而,近些年來尋找有突破的品種卻變得越發困難。

  一直從事水稻育種工作的河南省農科院研究員尹海慶更是深知其中不易。而這有來自氣候條件以及生產方式的轉變等方面的壓力。

  “新品種不僅要高產、穩產,還要抗自然災害。”尹海慶說,增產對品種的要求愈來越多,但有突破性的品種不多。

  此外,現在老百姓越來越傾向于簡化栽培,比如說,改插秧為直播,已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老百姓的生產方式傾向于簡化,由著經驗自己做。”張衛建說,如果不針對老百姓對生產方式的選擇,去配套一定的耕作栽培技術、施肥技術以及新的品種等,糧食肯定會減產。

  協同攻關穩糧產

  盡管如此,現有的高產攻關試驗紀錄仍讓人們對科技有著很大的期待。

  不過,王振林表示,這些高產紀錄和高產典型很多是以較高的資源投入為前提的,比如說水、肥、藥和人力的投入較高,經濟效益較低,生產上還難以大面積地推廣應用。

  基于此,王振林說,現有的科技課題必須更加貼合生產的迫切需求,既要高產,又要高效。比如說,如何實現既定的目標產量與肥水用量相匹配,肥水的施用時間與作物生長的需求相匹配,種植管理技術如何更加輕簡高效并更加適合機械化作業等等。

  當然,這些目標的實現,只有集中有限的資源進行協同攻關,減少重復性勞動,才能作出更大突破。

  “目前科研立項分散,很多科研單位以及育種單位各做各的,而農業基礎科研需要做到資源的共享和在此基礎上的創新和利用。”尹海慶說。

  不過,目前國內已經在探索利用學科群、農業產業技術體系、糧食豐產科技工程、糧食高產創建等平臺,開展糧食持續穩定增產科技協同研究。

  另外,在王振林看來,糧食要增產,除了科技之外,還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即一方面探索高產高效的技術,使得好品種與好技術搭配,并且能恰如其分地落實到適宜的地塊中去;另一方面要向集約化、規模化、專業化的農業經營體系上轉變,“有規模化,才能標準化,才能實現高產優質高效”。